从社会冲突方面着眼的权力表现在社会不同团体或阶层间主从的形态里，上对下有支配权和压迫感，这是一种冲突过程的持续与临时性质的平衡，我们称之为横暴权力。

从社会合作方面着眼的权力表现在社会分工带来的结果——社会分工的结果使人们不得不依靠别人的劳动而生活，分工对每个人都有利，但也使得人人难以完全自足。因为如果别人不能够安于其位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就会连带着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这时，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就不得不去对别人进行“干涉”。由此也就发生了权利和义务，“干涉”别人的一方面体现为权利，接受别人的“干涉”则体现为义务。人人各司其责当然只是一种理想，现实中如何保障这种规定呢？于是便发生了共同授予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基础是社会契约，是同意，我们称之为同意权力。

同意权力是社会分工体系的产物，而乡土社会是小农经济，其权力结构虽然在名义上可以说是“专制”的，但从人们的实际生活来看，是松弛的、无为的。

在乡土社会中存在一种权力，既不是横暴权力，也不是同意权力；既不是发生于社会冲突，也不是发生于社会合作，而是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一种教化性质的权力，即长老权力。

社会继替是指人物在固定社会结构中的流动，而社会变迁却是指社会结构本身的变动，这两种过程是同时存在的。

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难免会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这时诞生了所谓“文化英雄”，能够提出新的办法、组织新的试验、获得大家的信任。这一类人与群众之间发生了一种不同于横暴权力、同意权力、长老权力的新型关系——它不是建立于剥削关系之上，不是由社会授予、不是根据传统，而是完完全全由时势所造成的，我们称之为时势权力。

血缘社会以生育来维持社会结构的稳定，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只不过是血缘的一种投影。然而乡土社会也无法避免人口的流动，原有的社群因繁衍必然发生分裂与新的聚集。

在亲密的社会中，交易是以人情维持的，是一种馈赠，难以清算，由此牵引出了地缘的特殊性。地缘是从商业中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血缘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地缘是契约社会的基础。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同时也是社会史上的一个大转变。

社会变迁是原有稳定的社会结构的松动，这在各种权力形式上体现为“反对”。

“反对”本身即是横暴权力关系的题中之义，在横暴权力之下，更多的是反抗。

在时势权力中，“反对”发生于对同一问题的不同答案，进而演化成思想阵线上的对垒。

长老权力建立在教化作用之上，教化本身包含着自愿的性质，因而“反对”在此少有发生。

“反对”在同意权力中才发生，因为同意权力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反对，也就是异议，是获得同意的必要步骤。